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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2月，基辛格在诺贝尔和平奖奥斯陆论坛上，与前任美国国安顾问布热津斯基打招呼。据说基辛格早就慧眼识珠。他在1990年首次见到普京，就对这个年轻人颇感“好奇”。在基辛格提出一连串问题后，当时刚从东德结束间谍任务回国的普京，面带腼腆地坦陈，“我是做情报工作的”。在场的人回忆说，基辛格马上回道：“体面的人都是从做情报工作开始的，我也一样”。

克里姆林宫的“知己”基辛格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者，马基雅维利主义信徒。粗暴点说，就是他坚信为了国家利益，可以不择手段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期间，他于1969年主导实施对北越支持者柬埔寨的秘密轰炸，1971年支持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独立，1973年策划推翻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政 变，等等。其中最经典的，当然要属1970年代“联中抗苏”，与后来的布热津斯基一起，为冷战对手敲响丧钟。

对于类似种种说法，西方主流媒体也不认可。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网站2日称，随着社交媒体煽风点火，许多误解跑得比新型冠状病毒还快。文章列举了当下多个谣言，如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、用中国食品或其他中国产品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等。《华盛顿邮报》日前采访的多名西方专家，均不认可将新型冠状病毒与“人为制造”或“生化武器”相关联的阴谋论。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·埃布莱特说，“从病毒基因组和特性来看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一种人造病毒”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平·纳朗在推特上表示，好的生物武器“理论上致死率高，传染率低”，散布这种观点是“极其不负责任的”。报道还强调，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相当知名，相对开放，与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部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联系密切，并得到法国工程师的帮助。

易纲认为，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。过去几天IMF发布了相关模型，预测了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的负面影响。央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。他强调，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，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，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，这是市场不喜欢的。中国的出口产品中，外资企业

基辛格不想美国对中俄双线作战，想集中一个方向。但现在的华盛顿，根本无力像1970年代那样，对它拉拢的对象提供足够价码。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一位学者举例说，当年美国给中国开出的价码，是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，并提供军事技术。但想想现在的美国会帮俄罗斯完善民用和军用技术装备吗，“这纯属天方夜谭”。

刚听到这个建议时，基辛格还感到惊诧。但当尼克松也开始思考与中国建立积极关系时，基辛格跟上了老板的思路。最终，他在1971年登上了借道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的飞机。毫无疑问，基辛格对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做出巨大贡献，这改善了中国外部环境，帮助了改革开放。卸任后，他继续依靠在中美商界的资源，引导不少美国企业进入中国。